她,是“暗藏阴谋”的潜伏者还是“舌战群儒”的外交家?
有一位合肥籍女性,从联合国成立起,就参与其中,并终身和联合国结下不解之缘。她的人生又堪称一部“潜伏”大戏,每一个紧急时刻她都能不负使命全身而退。一个地下一个地上,是“暗藏阴谋”的潜伏者还是“舌战群儒”的外交家?
但不论是哪一种身份,她的最终目标又都一样——以“人民的名义”保家卫国。几十年来“伪装”的面孔之下深藏着一颗救国救民之心。这个拥有传奇身份的人是龚普生,安徽合肥“龚氏三姐妹”中的长女。因外交才能卓越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巾帼大使,享誉中外。
龚普生
巧破国民党封锁
职业生涯的一次预演
年少与国民党一场别开生面的“对弈”,改变了龚普生一生的轨迹,肩负国家使命的职业生涯从这里悄然开始。
父亲龚振洲是清末著名革命党人、老同盟会员。幼年随父母流亡日本横滨。回国后曾就读于上海圣玛利女中,在那里她大量地阅读进步书刊,接受当时各方面的先进思想。
1935年底,“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在北平爆发。她身为燕大学生会副主席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救亡运动。
抗日救亡运动
当时的国民党强行进行新闻封锁,救亡运动被其抹黑,这时她和妹妹龚澎根据美国记者斯诺的建议,打算冲破国民党的封锁。1935年12月12日龚普生和妹妹一起在燕京大学未名湖前的临湖轩共同主持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招待会上龚普生有勇有谋、机智过人,义正言辞地将学生救亡运动的真实状况公布与众,一举打破了国民党的阴谋。气魄和智慧令在场的西方记者震惊。
这是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唯一一次记者招待会,就像是特地为自己今后的职业所做的预演。
周恩来亲点赴美
重要关头几度“潜伏”
1938年3月,龚普生经过时任上海市学生救亡协会党团书记的同学王永琪和陈修良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1939年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龚普生以其就读的燕京大学为教会学校和曾是学生领袖的背景,成功参加大会。
龚普生非凡的组织才能,工作做的很出色,久而久之她的名气传到了周恩来耳边,年底龚普生在上海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重庆,邓颖超对她说“恩来和我一直在找你!”
这预示着她将迎来更加重要的任务,果然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恩来接见了龚普生。
“你应该设法到美国去!”
没等龚普生回应,周恩来接着说:“你到美国后要多交朋友,多了解美国,你完全有能力做更多的国际统战工作!”
1941年燕京大学留美学生在美国合影,右一为龚普生
1941年她在国家的安排下秘密奔赴美国,这次摇身一变为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到了美国她靠着这重身份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相关工作。后来为了在美国长期“潜伏”配合国内工作,她又攻读国际关系的博士学位。成为人人尊重的的“女博士”。
龚普生194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
身份更迭,几度潜伏,她隐秘在人群中默默为新中国的建立发展力量。
结缘联合国
“绝版潜伏”画上句号
龚普生一生与联合国结缘,不仅有幸目睹联合国的诞生,而且也是最早任职于联合国的中国人之一,也是最早代表新中国的联合国女外交官。她最初在人权委员会从事有关19世纪南非开采金矿过程中虐待歧视黑人有关法规的研究,参加编纂联合国人权年鉴、起草人权宣言等文件,后任联合国秘书处研究员。
1950年12月,龚普生以助理身份,随大使衔特派代表伍修权将军赴纽约成功湖参加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罪行。不料,美国随即提出“中国侵略朝鲜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11月24日到达成功湖后,向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递交全权证书。自左至右:浦山,伍修权代表,赖伊,乔冠华顾问,龚普生
当时中国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尚未恢复,中国必须派出合适的代表去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意见。组织上决定由伍修权作为特派大使率团去联合国,龚普生以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身份组团随行。这一次龚普生再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手持特殊时期潜伏工作证的她令国际对中国刮目相看。
我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11月28日会议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时,代表席全景
联合国大会上,龚普生一口流利的英语将新中国的信息和态度传递给世界各国,为新生政权得到国际认同奠定了政治基础。
然而在文革时期龚普生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正因为自己曾几度“潜伏”身份被怀疑,也曾亲眼目睹自己的丈夫章汉夫被“迫害”。
章汉夫
1968年3月,龚普生的丈夫章汉夫因为曾是“老牌资深潜伏者”被拘押至昌平县的秦城监狱直至病逝。
1979年,章汉夫的潜伏身份得到确认,即所谓的平反昭雪。
1980年春,龚普生出任爱尔兰首任大使。权威资料统计表明,她是共和国继丁雪松后第二位驻外女大使,第一位驻欧女大使,还是上任时最年长的女大使。
潜伏工作者的“绝版”至此,方才画上基本圆满的句号。
2007年8月4日,时年93岁的龚普生在北京逝世。
外交部长李肇星(右一)向龚普生(中)朗诵自己的诗作《山月》以“缅怀章汉夫同志”
“潜伏”数十载,风里来雨里去,生命置之度外,在国家大义面前她可以随时变换身份去完成使命,隐秘而伟大。
和平年代,或许那份艰险已经随风而逝,但放眼当下的国际形势,我们当居安思危,龚普生身上那种爱国、思国的献身精神又何尝不是当今中国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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